财新（下称《灰色生命线》）两篇深度报道，以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下称“燕达陆道培”）白血病家庭为样本，前者深度剖析了大病救助领域 “筹款 - 受骗” 的恶性循环与制度困境；后者则将灰色产业链延伸至医疗资源失衡、慈善监管漏洞等系统性问题。因其对行业灰色生态的穿透性观察以及解决方案的探索价值，本文将从报道逻辑、采访突破与医疗报道方法论三个维度展开复盘，梳理公益慈善失灵的深层成因与破局思路。
作者简介：
黄蕙昭，前财新教育记者，代表作等。
蒋模婷，前财新医疗记者，代表作等。
相关报道：
柯善孝案（按发布时间排序）：
2024年其他筹资诈骗案：
展开剩余92%《灰色生命线》与《大病救助黑洞》聚焦燕达陆道培医院白血病家庭 “筹款 - 受骗” 困境，拆解大病救助筹款难的深层逻辑：
2023年9月，“柯善孝案” 曝光配捐灰产。白血病治疗费用高昂，腾讯 “99 公益日” 等平台的配捐模式被利用，柯善孝以儿慈会9958廊坊团队主任的身份，诱使家长私账打款，承诺高额返还，再将资金用于广告投流，形成诈骗链条，暴露公益行业监管漏洞。
“柯善孝案” 后，患儿家庭筹款环境并未改善，2024年又曝光四起同类大额筹资诈骗案，《大病救助黑洞》转向系统性困境：治疗成本高、医疗资源集中于燕达陆道培等民营医院；“互联网 + 大病救助”模式的平台公益存在监管漏洞，个案筹款难，灰色产业趁机牟利。
破局路径包括推广医务社工服务、规范慈善行业、探索 “联爱工程” 等大病救助新模式。
两篇报道内容接续、视角互补，呈现了大病救助筹款难题的前因后果，报道思路在采访中逐步清晰。
深度营：《灰色生命线》《大病救助黑洞》两篇报道有什么连续性？
蒋模婷：《灰色生命线》对新闻点的捕捉主要集中在儿慈会上。“柯善孝案”竟然发生在业内这么有名、体量这么庞大的基金会里，其中牵扯的“99公益日”同样是公益圈里知名度非常高的活动。我们想探究，这个活动的规则是不是被利用了？如果是，它是怎么被利用的？
就这篇报道而言，无论是做题思路还是最终呈现，我们都想去解答以下结构性问题，而非停留在患儿家庭“生病-缺钱-找钱-被骗”的浅层逻辑中：“柯善孝案”为什么会发生；机构在配捐链条上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又是怎么被异化的；患儿家庭的需求是什么，他们被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024年底“黄南案”案发后，一位在河北燕郊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受害者的委托下，通过朋友圈爆料该案。我们看到后感到很震惊，“柯善孝案”才过去一年，竟然还有人陷入同样的骗局。最初我认为，一方面，如果案件 本身没有任何突破的话，大概率和“柯善孝案”模式类似；另一方面，“黄南案”和腾讯公益也没有太大联系，这是一个很孤立、很偶发的事件，所以当时觉得很难深入报道这件事。
后来跟编辑讨论，她觉得这件事完全可以写，因为当时写“柯善孝案”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患者到底为什么会被推入绝境的原因写得很清楚。患者为什么会缺钱？为什么陷入骗局的患者集中在白血病患儿家庭？为什么燕达陆道培会成为诈骗集中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大病救助黑洞》中试图回答的。
深度营：《大病救助黑洞》操作过程中有什么遗憾吗？
蒋模婷：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采访到黄南和马婵娟（诈骗案嫌疑人），因为我们当时行动得有点晚。刚接到这个线索时，一是我们都比较忙，二是对案件性质判断失误，和编辑沟通并真正开始做这篇稿子时，距离事发已有一段时间。在早些时候，有一些媒体突破到了黄南，也有一些问到了马婵娟和“中间人”赵宏伟的情况。
没能突破医院方也是一个遗憾。不过这篇稿件最核心的是患儿家长，而且整体上涉及的相关方特别多，医院只是其中一个，所以相对而言还好。我认为社会事件的采访需要遵循“先中心，后外围”的原则，先把事件中心人物采访到，再考虑外围采访对象。
深度营：如果说《大病救助黑洞》的中心是患者家属，那么《灰色生命线》的中心其实就是儿慈会，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采到儿慈会的关键人物。操作过程中如何去弥补这个方面的缺憾、把握稿件的平衡性？
黄蕙昭：儿慈会只在事发当天回应称，柯善孝不是儿慈会工作人员，后面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去现场，都没能再联系上。发稿前我们也一直有在打电话，和儿慈会沟通已经了解到的核心信息和发稿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这点我们是有预期的，所以文中有关儿慈会的材料，大多数由我们自己从公开报道中进行梳理。
像这类案件的报道中，如果没能采访到一方的核心当事人，稿件的平衡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在儿慈会这个事件里面，第一，它完全不回复，本身也就是一种回复了。第二，它的不回复对于这次事件报道、探讨中的平衡性，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当然这也考验编辑和记者对平衡的把握。
我们采访了一些儿慈会的前志愿者和“9958项目”志愿者，包括一些公益人士，读者可以在稿子里看到相对“向着儿慈会说话”的内容，这其实也是在我们无法获取儿慈会声音的情况下做出的平衡考量。
总之，首先考虑的是，在缺乏关键人物采访的情况下，报道还能不能成立；其次，如果确实接触不到，那么如何通过采访相对外围的、和TA有关系的人去把握稿件的平衡。
深度营：为什么主要是白血病患者会遭遇慈善诈骗？
蒋模婷：受骗的不只是白血病患者家庭，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是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家庭，但总体来说没有白血病那么集中。这其实是因为“白血病”这个病种比较特殊。第一，儿童高发；第二，相较于其他常见儿童大病尤其是癌症，白血病的治愈率比较高。如果化疗没有效果就需要手术，手术后又会迎来漫长的排异期，排除一切复发的可能，闯过一道又一道关。虽然每一道关都很难，但万一闯过去了，就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患儿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念想，甚至是“诱惑”。
如果孩子患有其他难以治愈且严重超出家庭经济实力的大病，可能家长就会权衡甚至放弃。但如果是白血病，即便它超出了家庭经济能力，但只要想办法筹钱治疗，孩子就有可能活下来。因此，绝大部分家长最后的选择就是——砸锅卖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也要让孩子活下来。
深度营：为什么慈善诈骗集中在燕达陆道培？
蒋模婷：这是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所谓“白血病治愈率高”，并不是说每一家医院的治愈率都很高，而是要到中国最顶尖的医院里，治愈率才高。而中国最顶尖的医院中，除了少数几家“难挤”的三甲医院之外，就是燕达陆道培——一家擅长做手术的民营医院。这里又延伸出几个内涵：第一，它擅长做手术，意味着很多患儿家庭会找到这家医院；第二，它是民营医院，意味着它的报销比例是更低的，同时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它的收费会比普通的公立医院更高。种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白血病患者集中于燕达陆道培且缺钱治疗的局面，呈现的结果就是很多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在大量地筹钱。
两篇稿子的体量都在两万字上下，实际操作的时间上，《灰色生命线》只用了十天左右，《大病救助黑洞》则用了三周。
在《灰色生命线》操作中，记者原本已经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捋清了稿件思路，但采访一位公益人士时，她们意外了解到“柯善孝案”的模式并非套取配捐，而是采用“广告投流”的手段进行诈骗。向其他公益人士反复核实后，记者决定推翻原有逻辑，重新梳理稿件结构。
《大病救助黑洞》线下采访时，燕达陆道培和医生均不愿接受采访，医院管理变得更加严格，原定采访对象难突破的情况下，记者转变策略，找到之前联系过的家长，获取了宝贵信息。
采访与突破中，记者遭遇困难，但尽数克服，在短时间内写出一篇呈现大病救助系统性困境与解决方法的文章。
稿件大致的操作过程是什么？面对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记者怎样在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并整理思路？又是如何层层突破，找到稿件中的关键人物？
深度营：突发事件中如何约访？
蒋模婷：第一是打电话，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的电话，都逐一打过去。第二是托人介绍，发动各种关系去介绍，或者搜类似的报道，看有谁之前接受过采访，然后问相应的记者能否介绍。我认为后者的效率和成功率都会更高。除非这个人是突发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且只能通过邮件联系到TA，我才会花很长时间写邮件。
就广撒网的采访而言，想接受采访的人，只要看到你采访的原因，TA就会接受。如果TA不感兴趣，你也很难投其所好，即使投其所好，可能也不会有太大作用，甚至还会出现TA回应之后，这个选题已经做完的尴尬情况。
黄蕙昭：做突发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介绍”其实是最快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平常的稿件，它的周期可以有两周以上，我可能会在知网上先搜一下这个议题，给相关的专家写邮件，为了提高采访几率，我一般会在邮件里面适当赞扬一下他们已有的研究以及对我的议题的重要性，再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他们可能的顾虑，但这个一般不要想太多。广撒网的情况下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花太长时间，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扩大“分母”。
深度营：《灰色生命线》的分工是怎样的？如何做到在事件发生后两周不到的时间就写出这篇稿子？
黄蕙昭：实际操作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周四决定要写大稿，周五捞人，周六、周日去河北燕郊出差，回来之后剩下的一周开始写。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么大体量的稿子，但五个人一起是可以完成的。
整个稿件可以说是“大锅饭式”的写作。大家各自负责一部分，把各自采访到的内容以报道的文体写下来，写完之后再互相修改。比如说我写完A部分，模婷写完B部分，再根据自己写的部分调整对方的部分，直到统一风格。在写自己的部分时会感到很疲劳，但这时有第三个人去改的话效率会高很多。
蒋模婷：一开始我们判断这是一个普通稿。当时第一轮媒体报道已经出了，事件定性为“柯善孝打着配捐名义实施套捐诈骗”，由于刚好发生在99公益日之前，我们觉得整体逻辑非常通畅，没有特别大的信息增量，认为把逻辑写清楚、周末再采访一些患儿家属，整件事情的报道就差不多了。后来蕙昭加入，我们先是跟进了一些短稿，大致讲了慈善诈骗是怎么回事。之后联系了家长、到家长维权现场做采访。回来之后，我们决定写一篇大稿。
周末采访完家长后，周一去采访公益人士。在了解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时，我们逐渐发现，套捐的假设是不完全、甚至不一定站得住脚的。其中一位采访的公益人士在个人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明大病救助领域的特殊性，讲得特别好，于是我们辗转腾挪各种关系和他取得联系。聊的过程中他提到，其实柯善孝并不是去套取配捐，而是做广告投流。我们当时觉得很惊悚，紧急把之前采访到的所有公益人士都问一遍，包括一位前“9958项目”的志愿者和爆料人。
深度营：产出稿件的时间很紧张，会存在一些因背调不充分导致在采访中对这个模式感到不清晰的问题吗？又是如何解决的？
黄蕙昭：有这种问题，但没有时间焦虑，只能一边采访、一边把稿子的结构再写一遍。当发现了一个新东西，就尽快去验证它，但因为时间太紧，所以背调不是特别重要。很多问题不用在第一次提问的时候就问完，采访是反复联系的过程，获得新的信息后，再向他反馈，让他解答。从你的视角来看，好像又麻烦了一个人，但实际上，反复联系的过程就是不断建立信任的过程。有时候问出一些比较愚蠢的问题，他们也会纠正你，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蒋模婷：因为报道逻辑变了，重点要放在拆解“公益行业的广告投流模式”上。因此，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动：如果广告投流的模式成立，就要弄清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是哪些人在参与，再想办法补采。
幸运的是，腾讯公益在周四截稿前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补充了官方的视角。然后另一位记者和实习生紧急找到在平台上推流公益广告的投流商，最后整篇稿子也是围绕这个思路。
深度营：《大病救助黑洞》整个操作的周期或者过程是什么样的？
蒋模婷：从接到线索到发稿大概一个月，实际操作三周。第一周我们先做前期准备，主要是集中突破受害家长、微博爆料人，和公益组织的人聊得不深，更多是问一下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以及对案件大致的判断。那段时间组里几乎所有人都有别的题在忙，都是一边抽空一边采。周末两天去了现场高强度采访，采完之后才正式进入这个选题的节奏。作为统稿人，我花了一周和实习生一起整理录音，确定稿子框架，并和另外几个记者一起讨论。第三周所有人正式明确分工，框架定下来后集中写作。最后因为当时的版面安排，延后了一周发布。
周末去现场采访时，我们预先的目标是突破医院和医生，但燕达陆道培的警惕性很高。我们先去了院内帮助患者家属对接慈善部门的窗口，对方要求我们联系宣传部。但宣传部也拒绝了我们现场交流的请求。与此同时，医院的管理也变严格了，我们只能跟着探访的家属刷卡才能进到特定楼层。
考虑到医院难突破的情况，我们决定再联系一下之前电话采访的家属，能不能现场再聊聊。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家访，或许能得到更丰富的材料和细节。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之前电话联系的一位家长，是一个维权群的群主，帮我们把很多其他家长都拉到了“抗白家园”（家长们平时聚会的小卖部），家长们倾诉欲也很强，我们三个人就赶紧分工完成了采访。
深度营：在突发事件中如何确保采访突破的效率，在有限时间内获得充分的信息？
黄蕙昭：一是要去现场。大多数时候，找人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到现场去。比如这两篇稿子中的家长，大多数都是我们现场接触到的，基本上不会出现没有信息可以采的情况。如果不能去现场，就只能在社交网络不停地撒网。二是利用已有的资源，尤其是联系专家。如果做记者半年以上，肯定会积累一些专家资源，他们能较快回复，以应对时效性的需要。其实每个领域都会有特定的“万金油”专家——“深度不太够，但用来应急还不错”，这也可以通过咨询该领域的记者了解到。
联系公益组织其实比较容易，公益组织天然地会更愿意开口。从我自己的感触来说，从政府那边获取信息是最难的，时间也是最漫长的。
深度营：在两篇稿件的生产过程中，是否有对慈善界及相关人士持续关注？这种持续关注对稿件的撰写有什么帮助吗？
蒋模婷：对慈善界的关注并没有非常连贯，但本身两件事间隔时间很短，当时那个记忆还在，很多采访对象也还在。在这期间也有关注到一些公益界的新闻，比如“雷克案”。
黄蕙昭：儿慈会事件后，我时不时会找公益圈的内部人士打听一下调查进展，但那边也没有什么准确的消息，只是勉强保持着联系。我的线人也和我打同一个游戏，所以我们也算一直保持联系。
两篇大病救助类报道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宏观上属于医疗报道的范畴，并侧重公共政策方向。尤其是《大病救助黑洞》，记者深入探讨了在大病救助层面，我国医疗体系及政策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足与挑战。
中国大病保险和救助制度不断调整、完善。2023年，全国大病保险报销⼈数达1156万⼈，⼈均减负约8000元，但大病救助仍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医保基金连续多年“紧平衡”，即医保基金的收入勉强覆盖支出、结余有限，这意味着医保报销待遇收紧、控费更严等等，不少大病家庭仍面临较大经济压力，需依赖补充层和托底层。
“如果将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想象为一座三层沙漏，最上层的主体为包含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在内的基本医疗保险；辅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中间是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等填补的补充层；底端剩余的小部分则由政府医保、民政医疗救助组成托底层。”
——《大病救助黑洞》
深度营：医疗报道和其他领域的报道相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
蒋模婷：第一，医疗报道比较难把握平衡性。医患双方的知识壁垒是很厚的，如果没有太多背景支持，记者很难把握平衡的度，有时可能过于倾向患者的说法，又或者完全听信医生的说法。这是新手比较容易走进的误区，所以涉及到专业领域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尽可能多问一些“第三方”，查相关资料。
比如在医患冲突中，第三方可以是一个相同专业，但与当事医生和患者都不认识的医生。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中立第三方，可以学习一些必要知识后请教别人，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调整报道的角度和内容。
第二，现代医疗是一个体系化的领域。如果你是消费领域的记者，视角可以相对集中在产业或者消费者本身，但医疗产业、医疗卫生系统、政策三方的勾连非常紧密，从机构设置也能看出来。国家层面，至少有四个大的机构和医疗有关，国家卫健委，管理医疗卫生体系；国家药监局，管理所有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上市审批和监管；疾控中心，管理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虽然从属于卫健委但相对独立；国家医保局，管理整个医疗支付系统。
你必须对这个体系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一件事情发生后，里面涉及到哪些体系，需要有比较全面的判断。以《大病救助黑洞》为例，如果不是长期做医疗报道，很难迅速反应到，这里涉及到医保的问题，比如现在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报销比例差距、儿童白血病的报销比例等。
深度营：做医疗报道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蒋模婷：医疗报道的涉及面很广，既有很强的专业性，又非常接地气。我做医疗记者三年多，感觉也没有什么捷径，就是靠一篇一篇地写。在写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自我要求，写下来每一个字、每一个知识领域，都要尽量把它吃透。不光是医疗，做任何专业性报道时，记者最忌讳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理解透的情况下，为了赶稿，把采访或者搜集的资料胡乱堆上去，事后也不去回看。如果每一次写稿都能做到仔细思考，用心掌握要点，比如某件事情在行业里为什么重要，它的发生有哪些专业背景，涉及到哪些专业知识，其实医疗报道也没有很可怕，实习生也可以很快上手。
对于未来想做医疗报道的同学，我认为兴趣是第一位。一方面很多医疗知识比较枯燥，另一方面它非常复杂，和政策、民生、科学很多领域都有关系，需要用多视角看待一个问题。如果只对某一领域感兴趣，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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